吴宝源
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。
1966年8月的一天,天津市委工交政治部的一名领导干部李某某,到电子仪器厂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。此时我就学的电子仪器厂半工半读技校已经“停课闹革命”,《出身论》已在学校流行。这名李干部级别可比厂长还高,首先安排他在学校对师生们做一番报告,那天,会议主持人宣布:下面请市委工交政治部的领导李某某给我们做报告,李某某信步走上讲台,冲着话筒刚要讲话,只见台下从后排传到前排几张纸条,递给李某某,他皱了一下眉头,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是事先未曾想到的,场面显得十分尴尬,打开纸条,紧接着他操着山东口音讲:“同学们写的纸条问我是什么出身,我告诉大家,我是贫农出身,中共正式党员。”随后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,似乎过了这道关坎,李某某才有作报告的资格。
李某某究竟是什么出身,在那个场合根本无法考证,如果李某某报出的出身不和写纸条人的心意,将出现什么后果还真不好说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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